“人民至上”的人本性：世界上所有美妙的旋律都應該屬于你

“以人民為中心，貼近、依靠和服務人民，維護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這是“人民至上”的人本性的集中概括。尹馬的小說《奔跑的梅曦》，一看標題，其張力就引導讀者情不自禁地思考——梅曦為誰奔跑？為什么奔跑？梅曦雖然個頭小，但走路帶風，像一個飛快旋轉的陀螺；她雖然不是踢足球的梅西，但奔跑速度比兩個男性還快，總是像小學教師催促學生一樣，“再不加速，太陽都快落山了”。梅曦收入少得可憐，租的門面只有10平方米；她每年考編都只差幾分，感情生活空白，沒有愛情、婚姻和家庭；她累壞了自己的身體，卻一直硬扛著。盡管如此，她大部分時仍行走在下隊的路上，各族同胞早已把她當成救死扶傷的天使。無論是堅持要將老奶奶及時送進大醫(yī)院搶救，還是冒著生命危險渡河去搶救難產(chǎn)的張家兒媳婦，文中都展現(xiàn)了這位“最美鄉(xiāng)村醫(yī)生”“人民至上”的人民本性。特別是梅曦那句“兩個人的命比一個人的命更重要”，鏗鏘有力，令人震撼。老奶奶的兒子為了感謝梅曦，不僅贈送“白衣天使”的錦旗，還以苗家的《留客歌》——“山也把你留，水也把你留，山山水水都在把你留……”委婉地道出了苗族同胞共同的心聲。后來，梅曦累倒了，不得不進城治療，但她時刻想著早點回去，繼續(xù)以自封的“大堰第一人民醫(yī)院院長”身份，為鄉(xiāng)村各族群眾奔跑。至此，讀者已然明白：梅曦為誰奔跑？為什么要奔跑？

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說結尾的一幕——駐村扶貧干部成歡離開時，把黃局長送的可以召喚天上神靈的蘆笙送給了梅曦。對此，蘇陽評價說：“它應該屬于你”“世界上所有美妙的旋律都應該屬于你”。這一情節(jié)設置不僅首尾呼應，使敘事結構更加完整，還高度贊美了一生堅守村寨的“最美鄉(xiāng)村醫(yī)生”。她以民為重，一心為民，用實際行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最能表達苗族情感的蘆笙韻律中，有感激之情，有贊美之音，還有和諧之聲。

“日用不覺”的生活性：月光從瓦片的縫隙里照進來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一種文化共生、發(fā)展共享、命運共存的集體意識，一旦脫離了現(xiàn)實生活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其本真意義。這種共同體意識“潤物細無聲”，是各族群眾“日用而不覺”的行為準則和行為自覺。

《奔跑的梅曦》中描寫的村寨，漢族、苗族同胞和諧相處，大家有時說苗語，有時說漢語，更多的時候是苗語、漢語混著說。這種“日用不覺”的語言交融，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悄然實現(xiàn)，民族情感也如江河般深厚綿長。北雁在《行走巧家》中指出，“馬樹”這一地名源自彝語，意為“一片沼澤之地”。用彝族詞語作漢族、苗族融居地的地名，本身就體現(xiàn)了兩個民族在生活中自然融合的歷史。語言在生活中的運用，常常是“日用不覺”的，這種“日用不覺”的交融，正是對民族大融合、大團結的生動詮釋。

白族作家北雁以細膩而真實的筆觸記錄了巧家之行的所見所感，特別肯定了白鶴灘水電站移民安置工作。面對巧家創(chuàng)造的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新范本，她由衷贊嘆：“在高樓林立的移民安置社區(qū)，在規(guī)劃超前的蒙姑移民小鎮(zhèn)，在新型材料廠房，在葡萄種植基地，我親眼看見了金沙江沿岸，一個典型農(nóng)業(yè)縣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團結和諧，華麗蛻變，乘風直上。”蒙姑移民小鎮(zhèn)處處洋溢著幸福生活的氣息，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錦繡之花在這里絢麗綻放。

越來越多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和詩人用手中的筆、心中的情，深情謳歌家鄉(xiāng)的山川河流與父老鄉(xiāng)親，無論是走進歷史長河去聆聽，還是身處現(xiàn)實畫卷去描繪，他們的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注腳，是對“日用不覺”的最佳詮釋。納西族作家黃立康的《讀山水間的新詞》、回族詩人沈沉的《在江底》《在荒沖》，以及回族詩人易州米的《產(chǎn)地昭通（外一首）》，都是最好的例證。這些從心底自然流淌、從筆尖自然傾瀉的作品，猶如“月光從瓦片的縫隙里照進來”，無聲地浸潤著讀者的心靈。

“生動呈現(xiàn)”的通俗性：吐出一粒粒文字，種在石頭上絢爛開花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中，人民群眾往往難以直接理解和運用抽象的理論形態(tài)。基于這一認知特點，文學藝術家們以通俗化、生動化、多樣化的呈現(xiàn)形式和表達方式，借助小說、散文、詩歌等多樣化的創(chuàng)作形式，讓讀者在民族故事、民族情感和民族語言中，更好地認識和接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詩人蕭相風面對“中華民族團結豐碑”的袁滋題記摩崖石刻，并沒有刻板地講述那段關于民族團結的光輝歷史，而是用詩人的想象和生動的詩歌語言，首先構思了一個極具詩意的標題——《我，一個騎漢字而來的人》。這一標題既獨特又生動形象，還通俗易懂。詩人筆下的袁滋題記摩崖石刻，在歷史故事里綻放出民族團結之花，每一個意象都吸飽了墨汁，在讀者心中留下濃墨重彩的印記。

詩人師師的《彝族古歌（外一首）》中，“在他的歌聲里打開記憶/四周的人，開始應和”一句，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蕩起民族團結的浪花。民族歷史作為集體記憶，既是維系民族身份的重要紐帶，也是促進文化傳承的關鍵要素，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通過文學作品鞏固歷史教育根基，營造多元一體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從而構建以集體記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促進民族團結與社會和諧。

值得一提的是徐佑發(fā)的小說《我們長存的友誼》。作為一部兒童文學作品，該書主要以阿尼和以木兩個孩子的視角講述民族團結的故事，雖然情節(jié)簡單，卻流露出真摯的民族情感，傳遞出民族團結互助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小說結尾很有意思——以木給阿尼講劉伯承元帥和彝族首領小葉丹彝海結盟的故事，僅開了個頭便戛然而止，寓意著民族團結的故事，需要代代相傳，一直講下去。

“增同存異”的包容性：正在花瓣背面書寫新的詩經(jīng)

《民族文學》刊發(fā)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昭通篇”作品，既有少數(shù)民族作家、詩人的作品，也有漢族同胞的篇章；既有謳歌民族團結的佳作，也有贊美昭通歷史、現(xiàn)實生活、自然風光的杰作。這些作品的推出，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同存異”包容性的體現(xiàn)。只有在尊重和包容各民族差異性的基礎上推進大眾化，才能真正凝聚共識，否則“有同無異，沒必要強調(diào)共同體”。張俊的《黑頸鶴之歌》與張家雷的《古彝地變遷史》，無論是書寫彝族的六祖分支、堂瑯文化，還是描繪驛馬古道、朱提銀礦、僰人文化、紅色文化，都展現(xiàn)了文化認同與融合的深刻內(nèi)涵，激蕩出民族發(fā)展的時代回響。

少數(shù)民族文化獨具特色，少數(shù)民族作家所塑造的民族形象也獨特而鮮活。彝族詩人師師在《在雞公山峽谷》中刻畫了一位牽馬的少數(shù)民族女人。第一小節(jié)以雞公山為背景烘托氛圍，第二小節(jié)才點明她的溫和、賢良與秀氣，像一朵索瑪花，贊美她雖然經(jīng)歷了“生活無數(shù)艱辛”，但“她的人間，仍充實樸素的笑顏”。詩歌僅僅短短兩小節(jié)，但刻畫出的民族形象十分鮮活，躍然紙上。詩人謳歌的是一個人，實際贊美的卻是一群人。

好的作品總能引發(fā)共鳴。詩人柳燕的《大山包》刻畫了鮮活的民族形象：“風中的彝族牧羊人披著羊皮襖/看大霧聚攏又消散，看大雪落了又化開。”雖寥寥幾筆，卻極具畫面感。當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昭通篇”中，除了這些鮮明的少數(shù)民族形象，還塑造了許多漢族形象，比如深入少數(shù)民族村寨幫扶的成歡、蘇陽，以及扎根大堰的梅醫(yī)生。《民族文學》刊發(fā)的系列作品不僅展現(xiàn)了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例如棱角分明的彝族民居，檐椽上雕刻著配有彝文的圖騰，還贊美了漢族文化的璀璨，如歷史悠久的遲家大院、李氏支祠、陜西會館等。特別是翟雄的《山茶花》，以花喻民族團結，極具“增同存異”的包容性：“每片花瓣都印有/傈僳族弩弓的紋樣/白族扎染的云紋/與傣族孔雀翎的金斑。”而“彝語的諺語與漢語的對聯(lián)/正在花瓣背面書寫新的詩經(jīng)”，則直接點明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在包容性與共同性中尋求文化交融，在開放性與差異性中實現(xiàn)共生共榮。

讀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昭通篇”系列作品，不禁要引用翟雄《山茶花》中的一句詩來概括——“正在花瓣背面書寫新的詩經(jīng)”。作家、詩人們通過創(chuàng)作，不僅譜寫了昭通民族團結的壯麗篇章，還在花瓣背面書寫著新時代的詩經(jīng)：他們用文字筑牢民族團結的精神堡壘，系緊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精神紐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著昭通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