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建人

一

戊戌歲五月初十日午，余到某司送稿，步自師大，途經(jīng)萬東橋。此地有書攤?cè)寮遥喽嗄昵俺Ｍ詴医杂惺斋@，念久已不逛書肆，且時間尚早，遂折入橋底，花鳥蟲魚，文房用物，入眼琳瑯；書攤簡易，雜書零亂，淘者寥寥，最終獲王汝梅教授校對《紅樓夢》之祖一套，喜不自勝。上下冊，鎖線精裝，封皮菊黃。余檢視之，品相尚可，雖價值高昂亦果斷入手。此書已付梓多年，市上雖尚有售賣，臆測乃時下重印也。網(wǎng)上查之，果如此。

十余年前，筑城多條街衢入夜皆有舊書，隨人行道鋪排，連綿數(shù)里，極其壯觀。其中多有精品及稀品，價格亦低廉，嗜書者駕臨如虎入羊群。余彼時囊中羞澀而未暢購，乃平生憾事。今書攤近乎絕跡，幸存者亦蜷縮于某一角落，唯恐被發(fā)現(xiàn)然。

二

七月廿五日，暑熱依舊，從《貴州都市報》趙毫君處獲賈平凹先生簽名本《商州尋根》一冊。該月初，賈先生蒞筑，余因冗務(wù)纏身，未能至花溪謁訪，不得已托趙毫君代求簽名書一冊。吾隨即赴滬，三日后回筑；四日后復(fù)赴滬，九日后方歸；廿五日至市區(qū)，順道過報館取之。

半百后，賈先生之文字益發(fā)精進(jìn)，以散文之筆之文心作小說，佳構(gòu)甚多。讀其《浮躁》《雞窩洼人家》等，如暢游于清溪；讀其《廢都》，雖顯頹態(tài)，然文字細(xì)密，深植于傳統(tǒng)也。《商州尋根》雖多系舊作，而文字一脈爾。此前吾與趙君僅一面之緣，卻但求必應(yīng)如是，如水之交，此之謂乎？

三

霜降后三日，至省博物館，有幸得覽張岱、袁枚、鄭珍、莫友芝、何紹基諸先賢遺墨冊頁。冠首為陽明先生燕居講學(xué)側(cè)面坐像，自其高足王畿首題，至光緒己丑以高易題跋煞尾，內(nèi)容多詠陽明先生入黔事；封皮為何紹基先生題簽，次之為“西南巨儒”莫友芝先生大字篆書“王陽明先生遺像”七字，格調(diào)高古。

陽明先生被難入黔，備歷坎坷，誠不幸也。然其澤被后世之思想，主要以此事所觸發(fā)。明清得覽該小像之諸賢，有感而題之。數(shù)百年所積，成《陽明先生遺像冊》一冊，歷代藏家皆寶之。其已收入《貴州文庫》重鐫，今歲當(dāng)能面世也。

四

肄業(yè)之期，偶有機(jī)緣得睹名師風(fēng)采，然無緣親炙大家之課堂。每念及此，不勝遺憾，故于大家碩儒之講稿頗為鐘愛，譬如：飲冰室主人講歷史之研究法，陳鶴壽先生講魏晉南北朝史，馬叔平先生講金石學(xué)。講稿或為授課者所作，或為親聞?wù)咚洠苏n堂講演實(shí)錄，往往化繁為簡，直抵要害，引人入勝。

今有幸，得湯序波先生賜贈《楚辭講座》一著，乃章太炎先生高足湯景麟先生講演《楚辭》之課堂實(shí)錄也，入“大家小書”。該叢書大家、名家之著云集，當(dāng)年所讀之《魯迅批判》，即其一也。讀碩儒之著未必能成碩儒，然不讀必不能也。

五

冬月初七日，嚴(yán)寒依舊。午后，獲林鵬旭君饋贈《紅樓金剛》，乃其操刀編輯之大著也。顧名思義，是書為“紅學(xué)”之作。諸多問題雖尚未厘清，然“紅學(xué)”之成果，早已汗牛充棟。

紅樓之為學(xué)，肇端于近現(xiàn)代。現(xiàn)代之“紅學(xué)”，則為王靜安先生開辟。彼時以降，流派紛呈，頗為熱鬧。后學(xué)多繼其余緒以發(fā)揚(yáng)之。入新世紀(jì)后，更是憑借傳媒，水起風(fēng)生。然亦魚龍混雜，沙眾金寡。該書尚未拜讀，不敢妄評，唯愿多有新見耳。

六

《東坡志林》，蘇子瞻手記也，早年中華書局有整理本，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近年已脫銷，久覓無獲，己亥夏忽又見之。

或百余字，或數(shù)百字；或記游，或志異，或議論，內(nèi)容豐雜。坡公隨心所至，珠玉瑯然，其性情躍然紙上。記游者，不遜于諸多晚明小品；志異者，《聊齋》或受其潤澤；議論者，與坡公之論說文同屬一脈。然歷代以來，“志林”多不受重視。竊以為，就“志林”而言，若坡公生于明，必與袁中郎、張?zhí)这种T子同輝。無奈坡公生于北宋，故肇其宗焉。

七

嘗謂友人曰：“生若朝露，于己之?dāng)嗾Z，不必耗時證之耳。”此戲言。余非為學(xué)之人，不作論證，乃因力所不逮；非不為也，誠不能也。

己亥春，因生計故，觸及清水江文書。及粗探知其價值，遂欲倡其學(xué)。嗣后，倉猝草就《呼喚一種“清水江學(xué)”》一文，以呼吁構(gòu)建清水江流域之地方學(xué)也。明知多存稚語，然已無力增益也。歷經(jīng)雨打風(fēng)吹，忽忽已近不惑，方諳某些事，須留待后來者束結(jié)。或曰：有無觀點(diǎn)相近之后來者？答曰：未可知，然已非余能左右耳。

八

己亥歲八月初二日，微雨。晨起，之花溪河畔之孔學(xué)堂。游書展，購獲《蘇軾詩集合注》一套，甚欣喜。坡公之作，代有注家，當(dāng)下流行版本頗多。其中之一，版本頗佳，然為20世紀(jì)80年代所鐫本之翻印本，文字多有斷筆。惜哉！

竊以為，坡公肇端明清小品，其詩、文、長短句皆有神品，其中可見思想性情。坡公半生困頓，然精神不懈，燭照后世久矣。于坡公，困厄與順達(dá)，看似南北，實(shí)互濟(jì)耳。

九

吾省前賢但天敘，廣順（今屬長順）人，嘉慶己卯進(jìn)士，入翰林院，后歷宦湖南、江浙。其時時局動蕩，但氏于政務(wù)繁冗、戎馬倥傯之際，閱評《聊齋》不輟，所集評文甚多，后匯為《聊齋志異新評》付梓于揚(yáng)州。時在道光任寅仲夏。但氏之評點(diǎn)，道盡《聊齋》之勝，臻其壺奧，機(jī)杼自出。于《聊齋》之評點(diǎn)而言，但氏已卓然大家。

余亦喜蒲留仙，百讀《聊齋》而不厭，所珍藏之版本，為任篤行先生整理之全校會注集評本，中“集評”十余家，但氏即為其中一家。吾欲購該書時，早已脫銷，幸得詩人青紅鼎力，方從書社庫房淘得一套。一版一印，三厚冊，繁體直排，前冠蒲留仙畫像一幅，畫中蒲留仙著官袍，戴紅頂帽，捻白須微笑。此書付梓至今，雖已越廿年，依舊燦然如新。

蒲留仙想象之勝，百年難出。《聊齋》中諸多篇什，固為文言小說巔峰之作，然若視之為一體，則部分描摹，各篇雖不致抵牾，亦因無統(tǒng)一之規(guī)而顯破碎。愚以為，此乃《聊齋》白璧之微瑕；但氏浸淫其間而不覺，亦其評點(diǎn)之不足矣。

十

余讀《金瓶梅》至“春梅游舊家池館”處，每每掩卷欲淚，悲人之不恒也。驕淫如西門慶，低賤如武大，英雄如武二，自生命之維視之，其不過天地間一塵埃耳。眾生皆如是。

庚子正月某夜，不能寐，遂披衣起，復(fù)又讀之。蘭陵笑笑生假春梅之雙眸，冷觀西門大宅之凋落，往日之繁旺盡歸塵土。李瓶兒帶入錢財最富，此時房中只余“折桌壞凳破椅子”；潘金蓮一生爭強(qiáng)，其不遺余力得來之“八步床”，早已婄嫁孟玉樓而去……器物乃人所制，雖易朽，然似壽于人。

竊以為，此回乃蘭陵氏之冷酷處。雖然，蘭陵氏又以其悲憫之心，展示了生命之真面目，何其慈悲耳！

十一

三月廿一日午，余以瑣事煩謁王堯禮先生，獲贈《民國貴州文獻(xiàn)大系》第六輯，乃《樂嘉藻日記》首冊。日記記一己眼中事，價值獨(dú)具。樂先生為黔地先賢，光緒間中舉，曾參與康梁公車上書事，旋又東渡扶桑考察，所歷重大事件甚多。余雖不治史，亦略知該日記之文獻(xiàn)意義。

堯禮先生為隨筆作家，一力護(hù)持黔中“美文”一脈；又治地方文史之學(xué)，于地方文獻(xiàn)之學(xué)尤其精熟。其總領(lǐng)《民國貴州文獻(xiàn)大系》事，起例發(fā)凡，選稿甄文，編輯校書，迄今已近十年。近年黔地之民國文獻(xiàn)編纂，是書獨(dú)樹一幟。余曾忝列校讎，所獲甚豐。后不得已而去，“靡不有初，鮮能有終”，古人一語中的，甚愧。

十二

谷雨后一日午，友和楓兄造訪，取師尊之大著。以其成書余略盡綿薄故，和楓兄乃強(qiáng)余于書末題贈，余不能辭，遂題曰：“稚齒已華發(fā)，相知二十年。”

余與和楓兄為高中同窗，相識后即甚為相得。高考后，其之青島觀海，畢業(yè)后回筑；余則負(fù)笈筑垣看山，后又于此地求生計，倏然間，廿年一晃而過。

廿年，徐文長已成大寫意，楊過早已創(chuàng)就黯然掌……于余而言，霜染兩鬢、徒增馬齒而已。雖然，余與諸友情誼日純，又何求乎？

十三

余讀明清文，尤喜張?zhí)这郑云湮霓o自出故；讀張?zhí)这郑认病短这謮魬洝罚云溆诎浪嘉羧辗比A故；讀《陶庵夢憶》，尤喜《湖心亭看雪》，以其晶瑩剔透故。

是文只百余字，如清泉汩汩涌乎平地，了無磨拭痕。其記夜游西湖事，已傳為文學(xué)之佳話。竊以為，若末句中易“似”作“勝”，庶幾更佳。陶庵于坡公，似存嘰誚語，而坡公之《記承天寺夜游》，乃神品也，直無一字可易。陶庵與坡公，前后相距五百年，皆于夤夜出游，又形諸文字，且文又臻至化境，何其相似乃爾！

十四

欣欣子序《金瓶梅》，言其“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愚以為，此論非僅指該書，但凡佳作，皆如是焉。所異者，蔽顯而已。蔽者如《紅樓夢》，顯者如《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書人物如生，呼之欲自紙上出；所述情由絲絲入扣，伸指可觸。其懸空于歷史，所述事無所著附，荒誕不經(jīng)。譬如，《笑傲江湖曲》與現(xiàn)存之《廣陵散》，圓鑿方枘，蓋因金庸先生未確知嵇康之樂也。雖然，不損其寄寓也。

古來有雅俗之分野，自雅觀之，《笑傲江湖》不入雅堂，然《笑傲江湖》之境界，諸多雅作恐難望其項背也！

十五

六月十一日，午至樂轉(zhuǎn)書店。遇影印《明鈔本水經(jīng)注》《宋本陶淵明集二種》二書，余甚喜，購而歸。《水經(jīng)注》為“水經(jīng)”之注本，然“水經(jīng)”所傳已極其有限。原書不通行而以注傳，稀見也！其“注”之流傳，蓋與酈道元之文筆不無關(guān)系也。此次所購，乃明代鈔本之影印本，膠裝，黑白印刷。據(jù)其前言所載，此乃明顧之達(dá)所藏之影宋鈔本。后者含《陶淵明集十卷》和《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前者采宋刻遞修本作底本，后者采宋淳祐湯漢刻本，彩色印刷，鎖線精裝。啟閱之，古籍之美躍然紙上。

或曰，古書之美，不可言傳，唯愛者知之。余讀書，最喜古刻本，一刀一劃，有大美存焉。然線裝者價昂，余僅能購洋裝影印以代之。

十六

余不敏，嗜書雜，且讀之泛泛，十?dāng)?shù)年無所成。乙酉秋九月，始肄業(yè)于相寶山下。近有一書店，曰“五之堂”，售書頗繁，詩詞歌賦，中哲諸子，西方大哲，巫醫(yī)農(nóng)工，多有佳著隱雜于書架間。余與同窗常之揀淘，時有覓獲。

一日往，見《薩特文集》陳于高幾，七卷精裝，菊黃封皮，余甚喜之。薩氏乃當(dāng)世大哲，文能作小說劇本，膺諾獎；哲則承古典之余緒，且能自構(gòu)體系。其文無學(xué)究味，元?dú)馀嫒唬粝闹疁Y藪、秋之曠野。詢之，價百又二十元。昂矣！此后多次進(jìn)店，必摩挲之。數(shù)月后某日，余籌足錢款，決意購入。進(jìn)店，但見一冊伶仃。詢之，答曰“遭竊”。此君竊書，蓋為一嗜書者，遂以數(shù)元購劫余歸。

庚子孟冬，遇網(wǎng)店大惠，乃購之。已增至十冊，色深褐，價亦高一倍有奇。雖然，近期不之讀也！余購之，一則補(bǔ)彼時之憾，二則借此志逝水之流年也！

十七

讀沈梅逸《浮生六記》至“蕓娘回煞”處，甚覺眼熟焉，蓋以吾鄉(xiāng)亦存此類俗故。在吾鄉(xiāng)，人歿后，必延鬼師舉法事，依亡者生卒時辰推算其還陽期。故傳：是日，亡魂將歸生時屋，故該屋物事遂悉依其舊，不使稍動。其斷氣處，布徑二尺許灰池。驅(qū)雞鴨，逐貓犬，務(wù)使之去屋，恐其驚擾歸魂也。時辰至，其親眷必閉門戶，四散走避。嘗聞長輩云，亡魂必留痕于灰池，可借以卜知飄渺事。余幼時常聞此類事，為之驚悸不已。今猶記得二樁：一為某家亡者還陽，灰池竟現(xiàn)腳鐐痕，令人毛骨悚然；二為去吾家六七里，某之祖母亡，還陽時辰過，某只身徑入，以亡者鞋踏灰池，嗣后導(dǎo)其家眷視之，盡皆駭然。今科學(xué)昌明，人已不之信，然是俗與沈梅逸所記，頗多同焉。

沈氏居江南，吾鄉(xiāng)在黔西北，二地相去何止千里。諺云“十里不同風(fēng)，百里不同俗”，以是觀之，實(shí)未盡然也。

十八

十月廿六日晨，以生計故，至五之堂書店，順購書三冊。其精品櫥中，展陳一函線裝之《石頭記》。倩店員取而覽之，乃脂批《石頭記》，題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忽憶數(shù)年前讀《我與胡適先生》一書，即提及著者周汝昌先生向胡適之先生借鈔一紅樓舊本事。散班歸家核之，周先生所借之舊鈔本，乃《石頭記》之甲戌本。

該本僅殘存十六回，胡適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無意中購獲，后定名《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初，其舊藏者致函適之先生，言其有原鈔本脂硯齋重評紅樓，適之先生冗務(wù)瑣雜，未予以理會。后其又將該書送至適之先生處，適之先生閱之，深信其為“最古之鈔本”，遂重金購藏之。其間，允借與素未謀面之學(xué)子周汝昌先生。后適之先生倉猝去國，所攜之書僅兩部，此即其一。適之先生曾四次跋記其后，稱望將該本梓行。

詢諸網(wǎng)絡(luò)，知該書原鈔數(shù)年前已回藏于滬；復(fù)查之，已有數(shù)種影印版本。其中之一為宣紙印制，青絹面，分裝四冊，一函盛之。朱墨二色套印：墨色正文，真書，秀麗端莊；朱色脂批，亦真書，但別具風(fēng)韻。正文前存適之先生手書曹雪芹自題詩“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鈐白文“胡適之印”。余喜不自勝，遂擇一價優(yōu)者購之。

十九

“托翁代表俄文學(xué)之廣度，陀翁代表其深度”，就愛文學(xué)者而言，此語當(dāng)不陌生。讀者或喜托翁，或喜陀翁，余二人皆愛。據(jù)深諳俄文者言，草嬰先生之譯本為托翁漢譯之翹楚，余嘗讀其所譯之《安娜?卡列尼娜》，深然之。今歲夏，莫明欲購草嬰先生所譯之托翁作品。入秋，茲念日熾。草嬰所譯多年前已出精裝本，頗為素雅，然早已脫銷；草草印行之作品，又頗不放心，遂常于網(wǎng)絡(luò)搜尋之。九月，現(xiàn)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梓行之三大長篇一套，遂購入。

布面精裝，每種冠首皆配該書手稿圖及托翁小像一幀；內(nèi)文由俄畫家插圖，雙色印制，版心空闊疏朗；尾附草嬰先生譯該書稿時之小像，下鈐朱文篆字“草嬰”印一枚。裝幀為名家所具，竊以為有獨(dú)到處，亦存微瑕。事無盡善，物無盡美，獲此佳本，已足慰吾心。

多年來，余每讀托翁、陀翁之作，皆深受震撼。竊以為，最佳之文學(xué)，其文字當(dāng)厚實(shí)靈動，如仰望秋雁越長空；最佳之版本，當(dāng)可傳撰著（譯）者之神韻，若近觀日光透碧潭。

二十

多年前捧讀《古文觀止》，于《徐文長傳》印象尤深。袁中郎之筆墨，繪聲繪色，優(yōu)美曲折，讓人欲罷不能。欲了解其傳主，須讀傳主書，嗣后，購回《徐渭集》整理本。四薄冊，余尤喜其中之短文，磊磊落落，蕩蕩昭昭，直抵人心。徐文長自云：“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余乃滋購其書畫集之念。

庚子深冬，獲其書畫全集一套。余翻閱之，書畫皆無潦倒頹廢氣，錚錚鐵骨，可感可觸。其《題自書一枝堂帖》云：“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前于袁中郞至紹興訪陶望齡，徐文長之詩文書畫幾近湮沒，蓋為“不入俗眼”故也。

晚明以降，徐文長之書畫代有承繼，至今亦有數(shù)種集子梓行。余所獲者，號稱全集，一函二巨冊，一為書法集，一為繪畫集，裝幀精致，制作精良，堪稱典范。版權(quán)頁載為第二次印刷，可知其數(shù)百年后亦有知音。另，或以徐文長比附西人梵高，稱其為“中國式梵高”，竊以為：中國無梵高，西人亦無徐文長也。

（昭通日報社通訊員 龍建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