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銅之城

清順治年間，古老的朱提山銀礦又逐步恢復了它千年前的風采，在以魯?shù)榭h樂馬廠為中心的地區(qū)，包括巧家縣棉花地、金牛箐，永善縣金沙，彝良縣小發(fā)路等地，又相繼發(fā)現(xiàn)豐富的銀礦資源。鄂爾泰在東川、烏蒙等地以武力強勢推進改土歸流，牢固樹立起清朝中央在滇東北的統(tǒng)治，為此后實行“放本收銅”制度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礎，云南銅礦開采開始興旺起來。

雍正八年（1730年），張允隨擔任云南巡撫和總督后，在發(fā)展礦業(yè)方面，提出了聽民開采和放本收銅、收銀的方針。張允隨上奏清政府的奏稿中說：“銀業(yè)攸關兵餉，銅觔以供鼓鑄，均屬滇省要圖”，主張“因地制宜，聽民開采”。基于這種指導思想，他飭令各銀廠管廠官員悉心調劑，發(fā)展銀業(y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則徐擔任云貴總督后，也銳意振興云南礦業(yè)，在銀礦開發(fā)上著重于開源。林則徐指出：“有土有財，貨原惡其棄于地，因得而利，富乃使之藏于民，果能經(jīng)營得宜，自可推行無弊。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數(shù)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數(shù)百人之利，無利之處，人乃裹足”。針對道光時期銀礦蕭條之弊，他進一步提出整頓、鼓勵民間開發(fā)的措施。其重要內容，就是改革經(jīng)營方式，“招集商民，聽其朋資伙辦” “成則加獎，歇亦不追”。

張允隨、林則徐采取的政策，大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昭通府境內以朱提山銀礦和銅礦為重點的有色金屬工業(yè)，便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硐老山空”的認定，從而出現(xiàn)蓬勃發(fā)展的新局面。對此，《滇南聞見錄》載：乾嘉時，魯?shù)闃否R和東川湯丹、落雪等銀銅礦山，“號召眾人，或數(shù)人，或數(shù)十人。至于旺盛，而以千百計者為砂丁。”樂馬廠很快發(fā)展為“大銀廠”。它當時在云南的經(jīng)濟地位，和東川銅廠、滇南錫廠并重。樂馬廠銀礦開辦幾年后，在乾隆七年（1742年），課銀即達9352兩，在當時的全省八大銀礦中，就已經(jīng)名列第二位。

乾隆二年（1737年），云南銅礦的產量達到750萬斤，除了解送京城鑄錢，各省采買以及本省鑄錢以外，尚余300萬斤。為此，經(jīng)云貴總督尹繼善上疏建議并經(jīng)九卿議定，除江浙兩省因地理便利而仍從海外采購洋銅用于本地鑄錢之外，所有解京銅額一概改為滇銅。第二年，云南巡撫張允隨就滇銅京運事宜作了奏報，清政府在其奏報基礎上制定云南運銅條例，對滇銅京運的數(shù)量、期限、損賠等事項都作了規(guī)定，確定以400余萬斤的定額作為“正運銅斤”，另給云南加派170.4萬斤作為“加運銅斤”，這兩種銅斤又都另外加上數(shù)額不等的“耗銅”。正、耗、余三項總計每年高達633.144萬斤。每年經(jīng)由云南轉運四川，再經(jīng)長江、運河分送工部寶源局與戶部寶泉局，作銅錢鑄造之用。乾隆四年（1739年）起，這個數(shù)額成為定例。在京運之外，各省也紛紛到云南采購滇銅，使云南成為全國最主要的銅材供應地。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滇銅在全國市場所占比例大致在77％～90％上下浮動，完全壓倒洋銅的份額。

《 志略· 注釋》中，記錄了昭通市場的興旺景象：“乾嘉間，樂馬廠、長發(fā)硐、金沙廠相繼大旺，出銀甚多，商于廠者，販一車米去，即以一車廠餅運回。昭通車馬盈途，秦楚贛粵各省商賈，來昭者絡繹不絕。其時，山貨下川，雜貨入昭，上會理，至省城者販運不少，字號尤多。”

所謂“廠餅”， 就是銀的初制品。乾隆、嘉慶年間，在樂馬廠、金沙廠等銀廠貿易的商人，“販一車米去，即以一車廠餅運回”的盈利情況，怎能不使昭通市場招徠各省客商，形成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興旺景象呢？根據(jù)咸豐元年（1851年）的一塊碑文記載，嘉慶到咸豐時，昭通城內公認的大商號，就有饒余慶號、奕萬政號、萬銓號、饒萬鎰號、方泰正號、新興當、慶遠當、豐盛號、源利當?shù)?6 家。這些商號的經(jīng)營范圍，大體上可劃分為以下五種類型：行號，經(jīng)營運銷各種貨物的批發(fā)；當鋪，即具有金融性質的商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高利抵押貸款的作用；堆棧，即對外地商人提供食宿，存放貨物，進行商業(yè)活動的商號；山貨行，以經(jīng)營山貨藥材為專業(yè)；客馬店，提供食宿服務。由此可見，隨著銀銅冶金工業(yè)的發(fā)展，當時昭通市場的經(jīng)營單位，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分工經(jīng)營，它標志著昭通市場已經(jīng)進人一個全面的興旺時期。

各省商民還在昭通府城及各縣城建立同鄉(xiāng)會館，如四川的川主廟、江西的萬壽宮、廣東的南華宮，其中不少房屋成為當時昭通的“地標性”建筑。如貴州的黑神廟，位于南城鳳池書院側旁，又名忠烈宮，富麗堂皇，建成后成為遠近聞名的一大景觀。據(jù)《昭通志稿》中記載說：“其戲臺之工巧鮮有倫比。”《昭通縣鄉(xiāng)土志略》中記述當時盛況說：“在昔昭城，商業(yè)繁盛。廠務發(fā)達，稱銀用秤。滇銅蜀鹽，車馬交駢。秦楚贛粵，工賈群進。蘇松梭布，填塞路徑。百貨云集，任人販運”，昭通呈現(xiàn)一幅空前繁榮的景象。

乾隆至嘉慶年間，除江浙兩省外，全中國鑄錢所需銅料都由云南提供，滇東北地區(qū)成了大清王朝的“錢袋子”。隨著滇銅外運量的急速增長，在地處邊疆且山高谷深的昭通解決交通問題，開鑿和修繕為運輸銅料服務的“銅路”，就成了當時清政府亟待解決的一件大事。滇銅采煉及京運，卷入幾十萬銅礦工人，穿越中國大地8個省共萬余里，綿延兩百余年，實為一場感天動地的壯舉。從大處說，它支撐了清政府的江山社稷；從小處講，它對促進滇東北地區(qū)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道光年間之后，隨著礦產資源的逐步枯竭，滇銅產量逐步走向衰落。咸豐年間，社會矛盾逐漸激化而不可收拾，社會陷于動蕩，盜賊蜂起，起義不斷，因道路阻斷而無法長距離運輸，滇銅的輝煌逐步落入幕后，成為歷史上一段精彩傳奇。

一塊土地要發(fā)展，關鍵是不能固步自封。清朝末年，昭通與外界的聯(lián)系不斷加強，一批人開始出國留學，資產階級革命浪潮興起，啟蒙思想廣泛傳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活動于海內外，聲勢浩大。革命風氣影響昭通，其中李耀廷就是一個代表。太平天國起義后，云南爆發(fā)了戰(zhàn)亂，李耀廷加入了迤東平亂，作戰(zhàn)勇猛，任過游擊、都司，后以戰(zhàn)功獲得即補縣正臺的功名；之后棄戎從商，1880年由滇入渝，經(jīng)營天瑞祥票號，多謀善賈，成為“西南首富”；重慶商務總會成立，被推為首任總理；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揭露列強侵略，抨擊清政府腐敗。李耀廷與同盟會重慶支部負責人楊滄白，張培爵、朱之洪等人常有來往，深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對革命亦多有贊助。

清朝末期，昭通這個特殊的地方，西方文化開始涌入。1887年，22歲的柏格理從英國來到了云南昭通，在昭通城17年后長期扎根在昭通附近貴州省威寧縣的石門坎。1905年前后，更多的西方傳教士在昭通的活動，推動了昭通醫(yī)學、教育的空前發(fā)展，西方油畫、音樂等開始在昭通產生影響。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建立了中華民國。1913年（民國二年），廢除府治，原廳、州，一律稱縣。撤銷昭通府治，改恩安縣（昭陽區(qū)）為昭通縣。民國時期的昭通縣城，仍然不失為迤東重鎮(zhèn)，是滇東北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特定的地理位置，使昭通城成為云、貴、川三省的重要物資集散地，市場經(jīng)濟仍處于當時歷史的最高水平。據(jù)《民國昭通縣志稿》載，民國10 年（1921年），昭通縣約有住戶3.821萬戶，人口18.067萬人。到民國21年（1932年），有住戶4.6646萬戶，人口21.1801萬人，有耕地22.381萬畝，其中水田9.4094萬畝。據(jù)《昭通市工商稅收志稿》記載，到1949年，全縣人口約為25萬人，其中城鎮(zhèn)人口3萬人左右，城鎮(zhèn)工商業(yè)者5356戶。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昭通成了大后方，很多外省客商云集昭通城，使社會經(jīng)濟空前發(fā)展。這依然得益于昭通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是地處川滇要沖，人口密度大，商品消費量增加；二是本地區(qū)的自然資源較多，大量的農副產品和山貨藥材，都往四川方向運輸；三是當時成昆鐵路、貴昆鐵路未通，昆明方向的物資運到四川，大都沿著昆明——昭通——敘府的這條川滇交通線。物資運輸，雖有部分汽車，但主要靠馬幫馱運，這里形成眾多堆棧進行轉運。昭通許多經(jīng)營百貨的商號都在敘府、瀘州、重慶等地“坐莊”（設立分號）。

在這樣繁榮的商業(yè)背景下，城市也自然有所發(fā)展。安恩溥鎮(zhèn)守昭通時，在修建迎豐橋、虹橋、元寶山體育場，修葺清官亭、葡萄井和大龍洞等風景點的同時，大力擴修街道。西大街、陡街為昭通主要商業(yè)街道。“整頓市政，首將市集最繁之陡街著手退讓街房，改觀門面，興筑馬路。”陡街拓寬街道，拆除土木結構鋪面，改建磚木結構二層洋房，使陡街面貌煥然一新，市民交相稱贊。陡街改造后，“次第興修西大街、環(huán)城馬路及城內十字馬路。”完成以后，昭通城市建設呈現(xiàn)出“鋪面盡改西式，街道寬平”的景象，故時有“小昆明”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