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扎西會議會址。 鄭萬榮 攝

政治局常委會后，在同一地點隨即召開了中革軍委會議，并確定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給中央蘇區(qū)回電。這就是大家所見到的1935年2月5日發(fā)出的“（萬萬火急）項轉中央分局電”。

關于“博洛交接”這件事，周恩來的講話可以證明。1972年6月10日，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講道：“博古再繼續(xù)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從土城戰(zhàn)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得到，就在那個地方，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xiàn)在要變換領導。”于是，“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1972年7月5日，在另一次談話中，周恩來又說：“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換下來了，張聞天當總書記，我印象很深。”兩次談話，都指明了事實，第二次談話，更明確地指出了是在“扎西”把博古換下來，進一步明白無誤地說明交權的地點在扎西境內。

此外，很多學者與隨軍干部的觀點也可佐證。大家認為“雞鳴三省”是個大概念，是指一個區(qū)域，當時隨軍委縱隊行軍的軍委一局作戰(zhàn)科參謀呂黎平回憶說：“‘雞鳴三省’那個莊子，在我的記憶中，它的具體地點不是在貴州、四川地界，而是已進入云南的管轄范圍，即扎西的水田寨。雖說在山頭上雞叫三省都可聽見，但也不一定。”軍委總部通信學校負責人曾三回憶：“記得我們剛進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開了一個會，說是那地方叫‘雞鳴三省’，說雞在一個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個省都能聽得到。”

紅軍曾經(jīng)經(jīng)過的兩合巖。任正銀 攝

花房子的燈光一直從午夜亮到次日凌晨，2月6日凌晨1時，朱德向紅一、紅三軍團發(fā)出了向扎西靠近的命令。

2月6日早上，軍委縱隊從花房子出發(fā)，順著紅五軍團走的線路，爬上水田寨對面的壯龍山，又下行五六里，到了鎮(zhèn)雄花朗與威信水田交界的渡口（螞蟻渡），當時正值枯水季節(jié)，部隊涉水過了倒流河，順兩山夾峙下的赤水河左岸的羊腸小道前行。

這一段，我們于2021年春天重走，山勢如削，山高林密，蛇蟲出沒，只有一條不足50厘米寬的小道可前行，在巖壁陡峭之處，連50厘米也沒有，而路的一側，就是水流湍急的赤水河。穿過層層林莽，攀著崖壁側身而行，當年紅軍抬著輜重，抓緊巖壁，艱難地沿山野小徑和亂石危崖行七八里的情形如在眼前。到了河口，再一直前進到石坎子，縱隊總部駐莊子上。

2月6日晚，中央在莊子上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內容是對遵義會議確定的由洛甫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進行討論。中革軍委還對土城戰(zhàn)役的失利原因進行了分析，確定了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2月7日，軍委縱隊前進至大河灘。洛甫綜合參會政治局委員的意見，對《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作了最后的修改補充，并交給常委審定，擬提交到黨支部中去討論。

2月8日，軍委縱隊從大河灘進駐院子地域，當天，形成《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zhàn)爭中經(jīng)驗教訓決議大綱》（又稱《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討論稿），也就是后來中央派陳云、潘漢年去莫斯科共產國際匯報的提綱，也稱“傳達提綱”。同時，因為遇到國民黨鎮(zhèn)雄方向敵人的強大阻力，決定到扎西去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并對部隊是在滇川黔建立根據(jù)地，還是放棄北渡長江，回師東進進行了研究。

2月9日，軍委縱隊回大河灘，溯扎西河而上，經(jīng)過紅軍長征以來遇到的最險峻的天險兩合巖，從河邊小路涉水而上，到了威信縣縣城扎西。洛甫、周恩來、朱德住在江西會館，毛澤東住在禹王宮外面的一間屋子。與此同時，紅三、紅五、紅九軍團負責人從鎮(zhèn)雄邊界和石坎等地晝夜兼程趕到扎西，參加了當晚在江西會館二樓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2月10日凌晨，扎西下起了雪，天氣十分寒冷，老街上的屋脊一片潔白，就連戰(zhàn)士們的身上都飄滿了雪花，紅軍嘴里呵出來的都是用肉眼可看到的一團霧氣。大雪并沒有影響到在老街上靠著板壁休息的紅軍戰(zhàn)士的情緒，一渡赤水以來，他們每天都在趕路或作戰(zhàn)，又是好久沒有這樣休整的時間了。眼前的情景有點像20多天前的遵義，是一種比較放松的氛圍。上午9時，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江西會館前面的壩子召開了中央縱隊營科級以上黨員干部參加的擴大會議。洛甫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討論稿），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軍委正式發(fā)布了《軍委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對部隊進行整編，3萬多紅軍縮編為17個團（包括上干團）。會后，在禹王宮，周恩來還宣布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南游擊縱隊，從總部抽一個警衛(wèi)連、一個干部連、一個運輸排、一個衛(wèi)生班、一個警衛(wèi)通信排共300多人組成，留下來建立根據(jù)地，并配合主力進行戰(zhàn)略轉移。

鎮(zhèn)雄縣雨河鎮(zhèn)紅軍留下的標語。 任正銀 攝

以上就是根據(jù)相關史料復原的扎西會議。可以看出，扎西會議是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在云南省威信扎西境內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又稱花房子會議）、政治局會議（又稱莊子上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扎西會議）三個會議的統(tǒng)稱。

關于扎西會議，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在寫完遵義會議之后，專門用了一段話來概括：“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連續(xù)召開會議，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審核通過《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并決定加強對中央蘇區(qū)和中央分局以及對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領導。”202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這樣表述：“（遵義會議）會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區(qū)進軍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扎西會議成果豐富。有一首紅軍歌：“二月里來到扎西，部隊整編好整齊。發(fā)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幾。”在紅軍的宣傳發(fā)動下，有3000多各族兒女參加了紅軍，投身于民族解放與獨立的偉大事業(yè)，有很多扎西兒女從扎西走出去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有的犧牲在長征途中，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在扎西期間，紅軍不僅是精簡縮編，更重要的是丟下了輜重和思想包袱。在扎西鎮(zhèn)石坎子的楊家寨，為了提高行軍速度，衛(wèi)生部把從江西出發(fā)時帶來的X光機以及其他紅軍傷員非常需要的多臺醫(yī)療器械就地掩埋，這大大提高了紅軍的行軍速度。當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zhèn)鬟_了遵義會議精神，以擅長運動戰(zhàn)為主的毛澤東進入了軍事指揮決策層，廣大紅軍的心里就更有底更踏實了，原來被動挨打的思想包袱就此放下了。

扎西會議確定了下一步的行動方向。那就是放棄北渡長江計劃，回師東進，二渡赤水，重占遵義。之后的路線證明了這一決策是在扎西會議上提出的。以軍委縱隊的行軍路線為例，2月11日，軍委縱隊進到石坎子地域；2月12日，軍委縱隊由石坎子、趙家壩、宗鳩大屋子、桐梓嶺繞過水田寨，進到陳家寨、隴杠地帶；2月13日，軍委縱隊由陳家寨經(jīng)牛石寨、黃獅坳進到波羅所、海水壩上地域。之后，紅軍挺進雪山關，開始二渡赤水。

威信縣城紅軍街。 曹阜金 攝

扎西會議還對湘鄂西根據(jù)地的紅二、紅六軍團的行動作了部署。

后來發(fā)生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2月18日至20日中央紅軍在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激戰(zhàn)婁山頭、重占遵義；3月16日在茅臺三渡赤水再入川南；3月20日至22日從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突破烏江、佯攻貴陽，最后西出云南、巧渡金沙江北上。

扎西會議留下了極為豐富而寶貴的精神財富。從“博洛交接”和常委分工這個事件，是改組了黨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從回師東進的下一步行動方向，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充分體現(xiàn)，北渡長江不行，在川滇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據(jù)地也不理想，那就往回走，在運動戰(zhàn)中尋找新的戰(zhàn)機。對中央蘇區(qū)，紅二、紅六軍團的指揮恢復，在失去與共產國際聯(lián)系的情況下，延續(xù)了遵義會議獨立自主的決策途徑。通過協(xié)商確定黨的負總責領導人的做法，又真正體現(xiàn)了黨內民主。在發(fā)動群眾參加紅軍擴紅方面，體現(xiàn)了黨和人民的魚水關系。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中央紅軍在扎西期間，沒有打過大仗，沒有殊死拼搏的戰(zhàn)斗，但這支軍隊的去向卻關系著中國共產黨、中央紅軍乃至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紅軍應向何處去？中國應向何處去？這些急需解決的問題，都在崇山峻嶺和幾座云南特有的民居里醞釀、梳理，逐漸清晰并得到升華，最高領導層權力的交接，重千鈞的挑子扛在肩上，精簡縮編，輕裝上陣，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智慧！恢復對中央蘇區(qū)和紅四方面軍的指揮，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從兩合巖的峽谷之中殺出來，回到赤水河邊，這里面有共產黨人和紅軍戰(zhàn)士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于無聲處聽驚雷，崇高的理想與堅定的信念，同樣是扎西會議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除了軍委縱隊，當年中央紅軍長征時，排兵布陣也十分周密嚴謹。一般情況是紅一軍團當先鋒、打頭陣，紅九軍團負責斷后，軍委縱隊及上干團居中，而在縱隊的兩翼，左翼為紅五軍團，右翼為紅三軍團。為了保障扎西會議的召開以及整個戰(zhàn)略的把控，紅軍實際所覆蓋的范圍包括了威信、鎮(zhèn)雄、敘永、古藺的大片地域。

2021年春天，在鎮(zhèn)雄的雨河，我看到在瓜雄的龍君廟墻上，有紅一軍團政治部書寫的“農民武裝組織起來實行分糧搶米奪回土地”，這是紅一軍團自四川長寧、建武經(jīng)大落腳、斑鳩溝開到雨河威逼鎮(zhèn)雄的印跡。在大灣的老場坳口，我仿佛聽到了當年紅五軍團、紅九軍團從院子、花朗過來，佯攻鎮(zhèn)雄，威震滇軍的槍聲。在鎮(zhèn)雄坡頭的壁數(shù)渡口，為了掩護軍委縱隊北上扎西，紅五軍團的戰(zhàn)士們泅過銅車河，爬上和尚老包，越過雞啄嘴，到了槲煙林，與守在碉堡里的國民黨軍隊激烈交火，讓敵人誤以為紅軍主力要經(jīng)過鎮(zhèn)雄，確保了扎西會議的順利召開。在威信縣高田的魚井，曹德欽烈士因病而逝。在威信的雙河場。紅三軍團由敘永的分水嶺進入威信，又從駐扎過的雙河場回師東進。

如果說，遵義會議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那么，扎西會議就是紅軍走向勝利的新起點新轉折，是四渡赤水戰(zhàn)役的重要一環(huán)。

扎西紀念館。任正銀? 攝

2020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云南時指出：“扎西會議改組黨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新階段。”這是對扎西會議的科學定位，也是對扎西會議精神的最好詮釋。

歷史就這樣眷顧著扎西，紅色扎西是如此的奪目與耀眼。

可以這樣說，因為1935年的這個春天，扎西有了與眾不同的含義，因為紅軍在這里召開了扎西會議，扎西更像一個力拔山兮的力士，把存放了幾十年幾百年乃至幾千年的能量一下子釋放出來，成為這幾條河流的推波助瀾者。它不僅把流經(jīng)云南鎮(zhèn)雄、威信的河流染成赤色，還把烏蒙山這片土地染成紅色，它揮舞著20世紀中國大地上最美的紅飄帶，讓烏蒙山與赤水河成為一個亙古的神話。

扎西，不只是扎嶺之西，也不只是一座縣城、一個地區(qū)，而是一座豐碑，一個標志，一個關于紅色文化的符號。（未完待續(xù)）

曹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