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紅娟（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經典的生成是一個過程，不僅充滿著重重因素參與的動態(tài)構造，也存在許多看似封閉實則開放的結論。大凡那些被看成不易之論的經典閱讀，尤其是經典作品的閱讀，封閉性和庸俗化的情況尤其普遍，其間既有割裂文本整體的孤立理解，也有為賦新詞的中西牽強附會。對《儒林外史》嚴監(jiān)生形象的讀解就是典型。

一

在大眾接受中，嚴監(jiān)生往往是與西方的阿巴貢、葛朗臺等齊名的“吝嗇鬼”形象，而在文本世界里，嚴監(jiān)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嚴監(jiān)生原名嚴致和，《儒林外史》對嚴監(jiān)生居家、持家之道皆有所交代，正面呈現(xiàn)其性格約略有三處。第一處是：“這嚴致和是個監(jiān)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萬銀子……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第二處是：“……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逐日夫妻四口在家度日，豬肉也舍不得買一斤；每當小兒子要吃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第三處便是眾所周知的“掐燈莖”的名場面。無論是正面敘述還是反面發(fā)露，直接寫嚴監(jiān)生的筆墨并不多。除此之外，小說還通過側面襯托、對比來塑造嚴監(jiān)生：一方面，根據夫唱婦隨的邏輯，小說里另有兩次借老婆王氏和趙氏來呈現(xiàn)嚴監(jiān)生的生活狀態(tài)。一次是妻舅王德和王仁到嚴監(jiān)生家里赴席所見，另一次則是其妻子王氏病逝后妾室趙氏所言；另一方面，小說還從哥哥嚴貢生及其家庭生活來反襯嚴監(jiān)生。嚴監(jiān)生屢屢受嚴貢生的窩囊氣，卻沒有太過貶損哥哥，為人厚道。嚴監(jiān)生對自己的苛求，對妻子王氏生前恩愛情誼的顧念闌珊，對妾室趙氏的尊重，對庶出兒子的愛，對哥哥的寬諒，都表明他并非無情刻薄之人。嚴監(jiān)生終其一生，周密小心的經營，一切按禮數出牌，苛刻律己，甚至節(jié)儉過度，然并沒有巧取豪奪，處心積慮算計他人。然即便如此，他仍舊難逃哥哥欺凌逼迫。

二

嚴監(jiān)生不但不是吝嗇可笑之人，反而是令人同情的人。其可憐之處，恰恰是他的自尊自愛、自足自樂而不得。個中原因有他的懦弱，也是善良。嚴監(jiān)生希圖通過自保而想獨善其身，想通過自己勤儉持家而富足自立的處世之道，終于也只能是個瑟瑟縮縮的夢想。這無疑是善良與道德的悲劇。嚴監(jiān)生既然并非可笑之人，其勤儉持家之舉即便略顯苛刻，也不宜歸于吝嗇。中國素以勤儉持家為美德正道，而吝嗇是指該花不花，愛財如命；吝嗇多指向他人，節(jié)儉則是律己。

翻遍《儒林外史》，嚴監(jiān)生充其量不過是節(jié)儉成性，但仍屬物理人情。嚴監(jiān)生“家有十多萬銀子”乃分家時所得。嚴監(jiān)生確為有錢人，但他的節(jié)儉過度，也只對自己苛刻。夫人王氏生病，用藥也十分舍得，并不缺乏人參之類的貴重藥材。他雖有錢，但也沒有理由為哥哥包圓善后。哥哥貪婪且好吃懶做，他也愿意為其拆爛污、擦屁股、兜破事。這里或許有怕麻煩的因素，但起碼也說明他于錢財與親情之間的輕重取舍，仍有倫理大義存焉。可悲的是，膽小善良的嚴監(jiān)生試圖用錢財消解煩擾的做法，沒有獲得哥哥回報和支持，沒有博得舅爺的真心庇護，更沒有得到所在社會環(huán)境與制度的呵護。相反，他試圖自足自樂的生活，始終處在他人虎視眈眈的威脅與困擾中。

臨終之際，面對滿滿當當擠了一屋子看熱鬧的人，面對五個如生狼一般等待著搶奪家產的侄兒，在生命最后時刻，嚴監(jiān)生的苦心孤詣，以趙氏的“挑燈莖”名場面理解而告終。對身家不小的臨死之人而言，面對一群圍觀群眾的熱鬧，揆諸人情，嚴監(jiān)生的所思所想大概只能是絕望。在這個意義上，真真是枉費燈油。然而，嚴監(jiān)生感受的枉費燈油，與趙氏理解的兩莖燈草費油，顯然冰火兩重天。就此而言，后世對嚴監(jiān)生的吝嗇鬼形象論定，不僅違逆人性、苛刻人情，而且嚴重拉低了文本的審美境界，將飽滿悲憫的心靈世界感喟，下沉為庸俗封閉的茍且日常。嚴監(jiān)生生前確為有錢人，也是膽小善良節(jié)儉之人，但有錢而節(jié)儉并不是罪過，不應該天然受到倫理道德上的另類處理。此時此刻，嚴監(jiān)生不過就是一飽受欺侮的普通人。而善良柔弱的人被欺侮嘲弄，人世的悲哀莫過于此。因而，將勤儉自律而柔弱的嚴監(jiān)生，稱為充滿倫理與社會偏見的吝嗇鬼，是極其不合理的。

三

經典總是耐人尋味。對嚴監(jiān)生的形象認識，也一直在變動之中。人們對于嚴監(jiān)生的大眾認知，不僅僅是吝嗇鬼，而且還逐漸成為一個中西參照視野下定格的吝嗇鬼形象。

1980年陳美林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也談比較文學史》，為了賦予文學史“比較”的視野，攬鏡自照，首次將嚴監(jiān)生與莫里哀《慳吝人》的阿巴貢相提并論，湊泊成中西文學史一對典型的吝嗇鬼形象。嚴監(jiān)生的吝嗇鬼形象從此似乎走向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并不久遠的認識。但1994年，陳美林在其出版的《〈儒林外史〉人物論》一書中，就已經改變了這一觀點。他樸素地把嚴監(jiān)生定位為“膽小有錢”的人。

不僅如此，在普及知識傳播層面上，嚴監(jiān)生的形象也在回歸人情物理的道路上前進。姑且以三套權威的中國文學史教材為例。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嚴監(jiān)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發(fā)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夸張，而取得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的批判作用”。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指出，“嚴監(jiān)生是個有十多萬銀子的財主，臨死前卻因為燈盞里點著兩根燈草而不肯斷氣。然而他并不是吝嗇這個概念的化身，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雖然慳吝成性，但又有‘禮’有‘節(jié)’，既要處處保護自己的利益，又要時時維護自己的面子……一毛不拔與揮銀如土貪婪之欲與人間之情，就這樣既矛盾又統(tǒng)一地表現(xiàn)出人物性格的豐富性”。章培恒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注意到藝術不外乎人情，文中寫道：“吳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銳的，但他并不缺乏對社會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像嚴貢生的同胞兄弟嚴監(jiān)生，臨死時因見燈盞里點了兩根燈草，便伸著兩根指頭不肯斷氣，這一細節(jié)常被舉為諷刺吝嗇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實也寫到他為了把妾趙氏扶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銀子。兩相對照，顯得這位嚴監(jiān)生既可憐又可笑，卻也頗有人情味。”有意思的是，張隆溪2024年11月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對《儒林外史》的評價，也肯定其“對小說中不幸人物的諷刺，亦不無懷著同情的理解”。

從游國恩、袁行霈、章培恒到張隆溪，從國內文學史到國外文學史，對嚴監(jiān)生這個人物形象，從中西吝嗇鬼典型的中國代表的定位，漸變到“膽小有錢”的可憐人的還原，可見經典闡釋豐富性。嚴監(jiān)生的解讀形態(tài)，經歷了“被諷刺的本質化的人物”——“有豐富個性的人物”——“有人情味的人物”的變遷，人們都在逐步端正著對嚴監(jiān)生的認識，但仍舊存在著對嚴監(jiān)生闡釋的兩難困境，沒能在解釋人物“人情味”和“性格矛盾”中大膽徹底走向人性與藝術性交纏的“善”。

四

經典與闡釋的變動，往往意味著人們對生活與藝術豐富性的漸進認知。吳敬梓對比著寫嚴貢生和嚴監(jiān)生，公心所向很明白——貶嚴貢生、褒嚴監(jiān)生，其用意絕非僅僅諷刺吝嗇鬼。較之嚴貢生的巧取豪奪、貪婪無恥，嚴監(jiān)生更讓人同情。一方面，把嚴監(jiān)生理解為吝嗇鬼，嚴重降低了《儒林外史》藝術追求，僵化、淺薄化了高度濃縮的藝術片段理解。另一方面，嚴監(jiān)生形象的藝術思想內涵得不到深究，反而在大眾趣味和世俗壓力的雙重遇合下，成為非常庸俗的經典化閱讀，被不斷以符號化形式流傳于閱讀共識中。

大眾消費時代的閱讀，往往充斥符號和概念化的閱讀風險，一方面高度化約經典蘊藏的詩心文心，另一方面也加速趣味層面的平庸認同。嚴監(jiān)生被簡化、丑化為中國吝嗇鬼，就是一個經典闡釋中封閉性與庸俗性交織的典型。它不僅割裂了文本的血脈貫通的藝術生命，更是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美德的魯莽滅裂的理解。眾所周知，西方吝嗇鬼形象往往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物欲橫流的語境下，基于藝術諷刺與文學批判的考量，藝術家由此展開對人性貪婪的夸張化形象塑造，如葛朗臺、阿巴貢等。相較而言，嚴監(jiān)生這種“膽小有錢”的中國人，并不存在與西方吝嗇鬼同一層次的思想和社會文化語境的考量，簡單中西并置一說，將嚴監(jiān)生泛化為與西方相映成趣的中國吝嗇鬼形象，不過是姑妄言之，細細思量則并非如此。

中西文化傳統(tǒng)、社會語境多有差異，經典闡釋尤其要注意體貼文心與人心的民族傳統(tǒng)與審美差異。中西吝嗇鬼的理解固然如此，而學術史上此類問題，如史詩問題、民俗問題，亦概莫能外。如此說來，嚴監(jiān)生“吝嗇鬼”的文學待遇與生活反諷，并非僅僅是某一經典與人物的賞析與理解，值得深長思之。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