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貫徹落實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聯合印發(fā)的《關于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民族文學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的意見》及云南省、昭通市相關文件要求，充分發(fā)揮文學作品在民族工作中培根鑄魂的重要作用，展現新時代“昭通印象”，2025年初，《民族文學》雜志社和中共昭通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共同發(fā)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昭通篇”文學作品征集活動。短短1個多月時間，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作家的200多篇作品。《民族文學》雜志社經過精心編輯，于2025年第7期隆重推出了18篇（組）10余萬字關于昭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作品。其中，小說2篇，散文3篇，詩歌13篇（組）。以如此強大的陣容和如此集中、鮮明的主題宣傳昭通，這在以往并不多見。

在這里，我主要談談北雁的散文——《行走巧家》。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版圖上，云南以其獨特的地理風貌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始終占據著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北雁的《行走巧家》以白族作家的視角行走于滇東北的巧家縣，用細膩的筆觸和深厚的民族情感，描繪了一幅金沙江畔各民族共生共榮的時代畫卷。這篇文章不僅是一次地理空間的穿越，還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精神巡禮，它以交通變遷、工程建設與生態(tài)保護為敘事支點，巧妙地將民族團結這一宏大主題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展現了新時代背景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實踐。

在當代文學如何表現民族團結這一命題上，《行走巧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不回避歷史上的封閉與隔閡，著眼于當下的聯通與融合；不僅展示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更強調共同奮斗的集體記憶；將個人體驗與國家敘事有機結合，讓宏大主題在細節(jié)中自然顯現。這種敘事策略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文學示范意義。

基礎設施改善中的民族交融

《行走巧家》開篇以交通變遷為切入點，通過對比作家潘靈30年前后的出行體驗，展現了滇東北地區(qū)基礎設施的巨變。昔日“幾百公里的路程，不論再怎么起早貪黑，都得花上兩天一夜”的艱辛旅程，如今已被“橋隧密集的崇山”所替代。這種變化不僅僅是物理距離的縮短，還是心理隔閡的消弭。

“山阻水隔，村民出行極不方便，早年出門買包鹽巴，都得翻山越嶺，花上兩三天時間，遇到急病，更被當作人生中不可逾越的劫數。后來，村民自發(fā)建造了這兩道溜索，同時在索上加裝了一個溜筐，自此村民終于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文中描寫了鸚哥溜索到現代化大橋的轉變過程，這一細節(jié)極具象征意義——“亞洲最高的溜索”曾是兩岸居民與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承載著無數難以想象的辛酸甘苦。大橋的建成不僅解決了買包鹽巴都得翻山越嶺的困境，還從根本上改變了當地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理認知。

值得一提的是，鸚哥村位于巧家縣與四川省布拖縣的交界處，一座大橋的建成極大地改善了巧家和布拖兩縣的交通狀況，這種跨省的互聯互通，正是民族團結在空間層面的具體體現。“大橋修通后，我們建起了新房子，光是運輸成本，就降到了以往的五分之一以下！現在，我們村里出產的紅苕、花椒、核桃和中草藥，以及附近茂租鎮(zhèn)大小村落飼養(yǎng)的牛羊和小豬，都能迅速運到山外！”當文中村民自豪地講述物資運輸成本降低、土特產得以外銷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經濟生活的改善，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場景。交通基礎設施如同血脈一般，將散居在崇山峻嶺間的各民族聯結成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堅實基礎。

北雁作為白族作家，在描寫這一變化時并未采用“他者化”的視角，而是以“我們”的共同體身份進行敘述，這種敘事立場的自覺選擇，本身就體現了對民族互嵌與心理認同的深化。當不同民族的作家同車而行、共同見證這些變化時，文本之外的實際交往已然成為民族團結的生動注腳。

國家重點工程建設中的民族協(xié)奏

白鶴灘水電站作為“國之重器”，在文中不僅是技術奇跡的展示，還是各民族共同奮斗、共享發(fā)展成果的象征。北雁用精確的數據和恢宏的筆觸描繪了這一“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的壯觀景象，其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工程建設背后的人文故事。“白鶴灘水電站的建設也給巧家?guī)砹饲觌y遇的發(fā)展機遇，極大地改善了當地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和教育衛(wèi)生條件。在此期間，涉及淹沒區(qū)5萬多人的移民安置，巧家創(chuàng)造了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新范本。”文中提到“巧家創(chuàng)造了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新范本”，5萬多名群眾的搬遷安置工作涉及多民族群體，他們的順利搬遷與安居樂業(yè)，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有力證明。

白鶴灘水電站建設帶來的不僅是電力資源，還是整個區(qū)域發(fā)展格局的重構。“從白鶴灘水電站回到干凈整潔的巧家縣城濱江生態(tài)走廊，在高樓林立的移民安置社區(qū)，在規(guī)劃超前的蒙姑移民小鎮(zhèn)，在新型材料廠房，在葡萄種植基地，我親眼看見了金沙江沿岸，一個典型農業(yè)縣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團結和諧，華麗蛻變，乘風直上。”文中描寫的“干凈整潔的巧家縣城濱江生態(tài)走廊”“高樓林立的移民安置社區(qū)”“規(guī)劃超前的蒙姑移民小鎮(zhèn)”等，展現了新型的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各民族共享現代化成果，共同參與經濟社會發(fā)展，形成了利益相連、情感相融的共同體意識。這些變化發(fā)生在川滇兩省交界的多民族聚居區(qū)，其意義已超越了單一民族或單一地區(qū)的范疇，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動縮影。

文中關于“地下洞室的開挖量達2500萬立方米”“建成了400多條洞室”等數據，是北雁對技術細節(jié)的精確把握。這種書寫方式揭示了現代化進程對各民族的“共同召喚”——在應對技術挑戰(zhàn)、參與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各民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緊密的合作關系。當“全部采用國產百萬千瓦級水輪發(fā)電機組”時，不僅標志著技術自主的突破，還是各民族集體智慧和共同創(chuàng)造力的集中體現。

生態(tài)共識中的民族共鳴

文章第三部分將視角轉向馬樹濕地，轉向黑頸鶴保護，這一看似與民族團結無直接關聯的主題，實則蘊含了深刻的文化共識。“在我的故鄉(xiāng)大理，鶴在人們心中是一種吉祥之鳥，許多地名都被冠上了這一稱謂。直到今天，崇尚詩書的大理人家，有的喜歡在門壁下留下‘琴鶴家聲’的字樣，有的喜歡在中堂懸掛‘松鶴延齡’的畫卷，還有的喜歡在格子門上雕刻‘白鶴飛松’的圖案。”北雁以大理白族文化中的鶴意象為參照，巧妙地建立了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精神聯系。當馬樹鎮(zhèn)的彝族、漢族居民共同將黑頸鶴視為“圣潔的存在”時，這種生態(tài)保護意識已經超越了民族邊界，成為一種共同的文化心理。

文中在該部分著重描寫了當地居民與黑頸鶴的和諧共處。“附近村民都以鶴為榮，從不驚擾這群遠道而來的客人，甚至允許它們在自己新種的洋芋地里閑庭信步、肆意啄食。”這種人鶴和諧相處的模式，生動反映了不同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生態(tài)倫理共識。當彝族、漢族居民共同投喂苦蕎、燕麥和洋芋時，這些農作物不僅是物質食糧，還成為連接不同民族與大自然的精神媒介。

北雁把對巧家多民族文化的深入觀察，形成了一種跨文化的對話姿態(tài)。她在馬樹濕地感受到的“過電似的震顫”，既是對自然神性的敬畏，也是對多元文化共生狀態(tài)的心靈共鳴。當文章以“人鶴和諧曲”作結尾時，隱喻了民族關系的理想狀態(tài)——不同種類的鳥類共享一片濕地，各民族也在中華大地上和諧共處，形成了豐富多彩而又統(tǒng)一和諧的文化生態(tài)。

民族敘事的藝術創(chuàng)新與時代價值

《行走巧家》在藝術表現上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學特色，同時又突破了傳統(tǒng)民族書寫的局限。北雁避免了將民族文化奇觀化或標本化的傾向，而是將民族元素自然融入現代化敘事的肌理之中。無論是描寫溜索上的生活細節(jié)，還是記錄村民對大橋通車的樸實感言，北雁都保持了敘事的真實性與現實性，使民族團結主題脫離了抽象說教，成為可感可知的生活實踐。

文章采用了“行走”的動態(tài)視角，這種移動的觀察位置恰如其分地象征著當代民族關系的流動性特征。當作者的視線在云南巧家與四川布拖之間來回切換，在壩區(qū)與山區(qū)之間上下移動時，展現的正是一種超越地域與民族界限的共同體視野。文中對潘靈、朱鏞等多民族作家的提及，以及對建設者、移民、村民等多群體的呈現，構成了文學意義上的“民族合唱”。

在當代文學如何表現民族團結這一命題上，《行走巧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不回避歷史上的封閉與隔閡，著眼于當下的聯通與融合；不僅展示民族文化的獨特性，還強調共同奮斗的集體記憶；將個人體驗與國家敘事有機結合，讓宏大主題在細節(jié)中自然展現。

金沙江水的文化隱喻

金沙江作為貫穿全文的地理意象和民族象征，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它曾經是阻隔兩岸的天塹，如今已成為連接川滇的紐帶；它既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又見證了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北雁筆下“水流湍急”卻又“平湖如鏡”的金沙江，恰如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辯證關系——多元如滔滔江水，一體如高峽平湖；多元如支流縱橫，一體如大江東去。

《行走巧家》告訴我們：民族團結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體現在一座橋、一座水電站、一片濕地的建設實踐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外在的灌輸，而是源自共同奮斗、共享發(fā)展的生活實際。

在文章中，我們看到了文學如何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溫度，記錄下時代變革中的民族交響，而這曲交響正匯聚成新時代中國最動人的樂章。

記者：陳允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