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長銘

懸棺葬是古代一種比較奇特的葬式：在江河沿岸，選擇一處壁立千仞的懸崖，用我們至今仍難以確認的方法，將仙逝者連同裝殮他的尸棺高高地懸掛（置）于懸崖半腰的適當位置。因葬地的形勢各異，歸葬的個體方式也略有差別：或于崖壁鑿孔，椽木為樁，尸棺就置放在崖樁拓展出來的空間；或在絕壁上開鑿石龕，尸棺置入龕內(nèi)；或利用懸崖上的天然巖溝、巖墩、巖洞置放尸棺……因地制宜，也難得古人想得周到。

人死了，要找個歸宿，要為失去靈魂的軀殼找一個妥當?shù)陌仓棉k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懸棺葬和土葬、火葬、水葬、天葬等葬式一樣平常。然而，凝神屏息想想：一口沉甸甸的尸棺，一具冷冰冰的尸骨，怎么會“飛”到那高高的懸崖上？尸棺的主人是誰？我們有限的智慧還難以解讀這用千年的沉默寫下的寓言，夢魘中便無法逃避懸棺的陰影。

在云南，今昭通市沿金沙江、白水江、關(guān)河流域是懸棺分布最多、最為集中的地區(qū)。就已知情況，鹽津縣的豆沙關(guān)、底坪、棺木巖、靈官巖，威信縣的瓦石、長安、石洞，永善縣的黃華，昭通境內(nèi)不下10余處有懸棺遺存；巖樁、巖墩、巖龕、巖溝、巖洞等各種懸棺葬的形式也一應(yīng)俱全。尤其是豆沙關(guān)懸棺，保存最多、最完好、地勢最險峻，被學者稱為“上古遺存，天下奇跡”“懸棺博物館”。

豆沙關(guān)懸棺在鹽津縣豆沙鎮(zhèn)石門村關(guān)河南岸的絕壁上，緊傍213國道。秦開“五尺道”、漢修南夷道、隋造偏梁橋閣、唐開石門道，都無一例外地選擇豆沙關(guān)作為入滇的門戶。“關(guān)津樞紐”，“南滇鎖鑰”，名不虛傳。關(guān)河北岸，“五尺道”遺跡、石門關(guān)古城堡、唐貞元十年御史中丞袁滋冊南詔題名摩崖，昭示著這里曾有過人文蔚起的繁榮。關(guān)河南岸，削壁騰立，參天而起，高達四五百米，懸棺就存放于絕壁半腰一長方形巖龕內(nèi)。20世紀30年代調(diào)查有懸棺40多具，此后，或墮落入關(guān)河，或被好奇者、居心叵測者破壞，今仍存有10余具。

懸棺的主人，有人認為是春秋時期前后居住在今川南、滇東北一帶的僰人，故稱“僰人懸棺”。可靠嗎？1932年，幾位昭通籍的學人曾對豆沙關(guān)懸棺進行考察，據(jù)當時留下的考察文字，棺內(nèi)尸骸的頭顱骨較今人碩大，手足骨亦較粗壯，也較長，推測身高在1.8 - 1.9米間。棺木用整根原木鑿空成形，長約2米，高約50厘米，寬約41厘米，棺蓋厚約41厘米。據(jù)木質(zhì)紋理，似為杉木，形制古樸。參加考察的周夢云等認為“此物出自上古，絕非數(shù)百年前物。何以言之？史稱，大禹死后，衣衾三領(lǐng)、桐棺三寸，而此棺四周及蓋厚今尺二寸，足為明征。蓋中古則七寸，見諸《孟子》矣。孟子又云：蓋上世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委之壑。今查置棺處所，河流下陷，足證當時河水必高，又且兩岸多系水造成層，知為上古大壑，毫無疑問。”同樣在1932年前后，一位美國學者對威信長安的懸棺進行考察，檢視棺內(nèi)遺存并采樣帶回國內(nèi)化驗，斷代為唐代時物，與周夢云結(jié)論大相徑庭。著名的自然科學家陳一得是鹽津本籍人，為主編《鹽津縣志》曾多次考察豆沙關(guān)懸棺。他認為懸棺的主人不是僰人，而是較僰人晚近數(shù)百年生活在這一地區(qū)的其他民族。他對周夢云關(guān)于豆沙關(guān)所在處原為“上古大壑”，因“河流下陷”而形成絕壁的推斷也不認同。道理很簡單，如果豆沙關(guān)懸棺所在是因河流下陷而成數(shù)百米高懸崖，這個過程沒有幾千年恐怕不能完成。陳一得反詰：歷幾千年之長久，“任何堅硬木質(zhì)，日射水浸，鮮不化為齏粉？”更何言骨骼完整，棺木紋理清晰？不得不承認，陳一得的反詰是有道理的。事實上，查考史籍，較僰人晚近一千多年生活在這一帶的白僚、仡佬等民族也有懸棺葬習俗：“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于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明代周汝成《炎檄紀略》于此均有記述。或許誠如陳一得所言，懸棺就是白僚、仡佬人的作品呢。

懸棺之所以讓人有神秘、魔幻的感覺，成為所謂“千古之謎”，最根本的問題恐怕是：這懸棺到底是怎樣“懸”上去的？在一本叫做《朝野僉載》的書中，作者提出了一種假設(shè)：尸棺先抬到懸崖絕頂，再懸索緣樁往下放置。但證之于懸棺現(xiàn)場所見，此說難以成立。試想，懸棺多在懸崖的半腰，距頂甚遠，且多置放于崖剖面的凹陷處，怎么“往下放”？在另一本叫做《嶺表紀蠻》的書中，作者又提出了另一種設(shè)想：“筑土為臺，運棺其中，事后臺卸土撤，而棺乃獨標巖際。”說的似乎有些道理，但同樣以懸棺現(xiàn)場情況參證，其不可操作性就暴露了。“筑土為臺”，這“臺”要多高？“事后臺卸土撤”，“卸”到哪里。“撤”到何方？還有一說，即前面提到的周夢云的論證，其可以質(zhì)疑處已由陳一得先生提出來了。

近年，海內(nèi)外研究懸棺的學者不少，也出了幾本專著和若干電視片之類，但對懸棺葬的主人和懸棺是怎么“懸”上去的，依然其說不一，聚訟紛紜。“千古之謎”，依然費解，但費解與神魔不是一回事。

古代先民為什么對懸棺這種葬式興致盎然，莫不真有什么玄機？說白了讓人掃興。《云南志略》云：“人死則棺木盛之，置之千仞巔崖，以先墮者為吉”。——不遺余力地爬上去，卻只是為了墮下來，為了盡快地墮下來。

二十年前，鹽津籍當代詩人樊忠慰有過一首題為《懸棺》的詩，他是這樣寫的：

一個死去多年人/他想飛，他在巖石堆起的天空/咀嚼鹽粒和石頭/像所有的夢睡在一起/他不知自己死了多久。

我沒去過那地方/我不想去，去了，也看不見/看不見時間打敗的英雄/流水帶走的美人/大風吹散的文字。

我咬碎牙咬碎血/咬碎夕陽下的山峰/如果那個不想飛的人/從開遍野菊的小路上回來/一切都會永恒/一切都會絕望。

懸棺，市俗人生的寓言，姑且權(quán)當寓言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