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剛從大學校門走出的我，首次來到離家近50公里的鄰縣大關縣城，被分配到組建不久的縣司法科工作。當時的司法科，設在政府院內一間陰暗潮濕的房間里。因為我是回族，要單獨生火做飯，政府辦將我安排在臨街坎下的耳房內。

我剛住進不久，隔壁那間耳房內又搬進一戶人家。這家人男的五十開外，中等個子，臉色黑瘦，穿一身黃舊中山裝，腳踏一雙解放鞋，操一口鹽津腔；女的一身藍布疙瘩衣裳，系一塊長圍腰，儼然一個農村婦女；小姑娘八九歲，成天蹦蹦跳跳，喊我馬叔叔。這位鄰居不是別人，正是當時大關的一縣之長——何賢柱同志！每天清晨一起床，胡亂洗洗臉，何縣長便披著衣服到政府辦公室，先看看報紙，批批文件，八點后聽聽匯報，重點交代幾句，他又踅回住處。過一會兒，便見他頭戴草帽，背上那個脫了漆的軍用水壺和洗得泛白的帆布包包，匆匆走到小車房，坐上那輛北京牌吉普車，向著縣城北部急急駛去。

一到木桿公社，他就叫司機老顧把車子開回縣上，獨自一人走路到漂壩、黃荊壩、沿河、天星、雙河等社隊了解社情民意，現場幫助基層干部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如此走訪、調研、指導，一晃就是半把月，繞了一圈才返回縣城。一趟下來，隨身挎去的筆記本記得密密麻麻，各鄉(xiāng)（公社）各村（大隊）的情況了解得清清楚楚。若有急需辦理且又帶共性的問題，立即召集會議研究，該哪些領導成員督促、哪些部門直接負責的，立刻布置下去，在最短時間內便把工作任務完成。據他家人透露，當年下鄉(xiāng)調研的日日夜夜，老縣長寫得滿滿的筆記本摞成幾大堆，裝了幾麻布口袋。這些一手材料，如果今天還在，定是一筆珍貴的地方歷史資料。

何賢柱自參加工作那天起，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在其任職的每個崗位上，都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對黨忠誠，對社會主義事業(yè)充滿信心和熱情。1983年底，縣級機構改革，他退居二線后，堅決服從組織安排，深入壽山水泥廠，帶病坐鎮(zhèn)幫助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建設，繼續(xù)無怨無悔地在發(fā)展大關經濟中作貢獻，以致積勞成疾，肝癌將他擊倒在工地……

這樣一位對工作兢兢業(yè)業(yè)、任勞任怨，生活樸樸素素、粗茶淡飯的縣領導，在他任職期間，從不利用手中權力謀私利。在他手上，安置的待業(yè)人員不少，但直到他辭世時也未曾安置一個自己的子女。據他兒子講，那些年，他爹只顧工作，哪管家里事！為了工作的事，兒子曾跟他鬧過，請求父親幫助安排到紙廠當臨時工，但父親不干。后來兒子想學開車，老縣長也不支持。1978年，22歲的兒子在家閑得慌，便跑到昭通北正街幫人賣布。有一天，到昭開會的何縣長突然在北正街遇著兒子，便勸其還是回家（大關）算了。兒子賭氣回敬父親：“我出來還能找碗飯吃，在家能干啥？叫你把我‘照顧’進紙廠當個臨時工你都不干。”一通搶白，把個縣長父親弄得羞愧難當、老淚縱橫。

1978年以前，何縣長的家人均在鹽津。1978年后，夫人肖忠秀才跟隨到了大關，全家人也才團聚。那時，老伴沒有工作，他的工資也低，而且成天忙得不歸家。一個五口之家，當時連國家平價供應的那點有限的商品糧都買不起。為了養(yǎng)孩子，肖忠秀只好在一小間破屋子里用石磨推豆?jié){，肩挑木桶在縣城大街小巷賣豆花，成為境內惟一一名賣豆花的“縣長夫人”。

1987年2月22日，何賢柱因肝癌醫(yī)治無效與世長辭。市民成百上千從四面八方自覺趕來悼念，把縣政府簡陋的籃球場圍得水泄不通。一個個花圈上，挽聯竟不約而同地寫上八個大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這八個大字，便是20余萬大關人民對已故縣長發(fā)自內心的誠懇評價。

?（馬仲全/文?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