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林

昭通歷史悠久，文化繁榮。西漢設朱提郡，銀銅礦產，名揚天下；晉時其民好學，“號多人士，為寧州冠冕”；大姓獨霸南中，與“夷帥”形成“百世遑耶”關系；清改土歸流，“百余年間，文物聲明（名）之盛，燦然與中州比隆”；民國稱“小昆明”，有“搬不完的昭通”美譽；紅軍長征召開扎西會議，“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新階段”。

在中國眾多的“三省交界”地區(qū)中，昭通久負盛名，既是交通走廊、經濟走廊，又是民族走廊、文化走廊，在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fā)展上，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上，作出了突出貢獻，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重要地位。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昭通留下了豐富的用漢文、彝文等創(chuàng)作的文化典籍，同時也保留了數量眾多的碑刻、壁畫、賬冊等民間文獻。漢代《孟孝琚碑》被稱為“滇中第一石”“現存云南碑刻之最早者”，東晉霍承嗣墓壁畫反映了夷漢文化的交融，唐代袁滋題記摩崖石刻享譽中外，為研究昭通區(qū)域歷史與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有關云南石刻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的老師——云南大學林超民為趙成杰編著的《云南石刻文獻目錄集存（初輯）》作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詳細梳理了學術史脈絡。他認為“云南石刻雖有云南地方特點，而與中華整體文化一脈相承”“足知云南先賢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不后于中原、華中、江南諸省”。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青年學者趙成杰，精研金石學、《尚書》學、《說文》學，對石刻文獻整理傾注心力。他在云南大學中國史博士后流動站工作期間，研究方國瑜與云南金石學的發(fā)展，以《云南金石學發(fā)展史論》為題撰寫出站報告。其間克服重重困難，開啟云南訪碑之旅，勤奮刻苦，廣收資料；跋涉山水，往返奔波。在昭通期間，趙成杰得到了昭通市圖書館原館長吳明俊的幫助，參觀了張希魯特藏；得到了張希魯女婿楊海濱的幫助，看到了張希魯捐贈總賬。他“深深感嘆這位云南學者在金石收藏方面獨特的學術品格”，于是撰成并發(fā)表了《張希魯：未被認可的考古學家》一文，宣傳民國時期昭通區(qū)域文物考古的發(fā)展，肯定了張希魯對云南甚至中國考古學的貢獻。此后，趙成杰輯錄云南金石9070種，梳理出云南刻工495位，纂成《云南石刻文獻目錄集存（初輯）》，成為云南全省石刻目錄填補空白之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劉建超是云南石刻研究的后起之秀，山東省濟寧市人，深受傳統(tǒng)文化熏染。早年負笈京華，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習法律碑刻。后入昭通學院，任歷史學教師，又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云南大學中國邊疆學專業(yè)，從名師攻讀博士學位。在云南期間，延續(xù)原有的學術興趣，帶領學生深入烏蒙大地，進村落、入田野、訪耆舊，廣收資料，釋疑糾誤，辨析考訂。收集到昭通地區(qū)碑刻300余通，分門別類，深入研究，撰寫相關論文，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及社會影響。

在此基礎上，劉建超撰成《昭通碑刻史話》一書，共7章。該書立足碑刻文獻，使用二重證據法，從歷史學和民族學角度深入探討昭通碑刻，講述了昭通區(qū)域歷史演進和地方治理的智慧與傳統(tǒng)。這既有利于碑刻文化的傳播和發(fā)展，也為昭通乃至云南的民族融合和地方建設提供了經驗及啟示。書稿兼具通俗性和學術性，有繼承，亦有創(chuàng)新。經過相關專家的嚴格評審，該書入選2022年度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教育學項目，并于2024年獲云南省社會科學普及讀物資助，得以公開出版。

2024年11月2日，劉建超到訪著名的云南大山包黑頸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面對滿目山河，他發(fā)出了“如何才能理解這片土地。我始終相信他應該是綠色的。貧瘠但不淺薄，荒涼卻又豐盈”的感嘆。我深深感受到了這位來自孔孟之鄉(xiāng)的北方青年對昭通的理解與眷戀，并對他這種南北視野交融下的思考有了一種思想上的共鳴。于是寫成以上文字，不敢言序，算作是對這位青年學者研究成果的介紹和宣傳。